01 最近忙着的事
七月一日开始，直到昨天，我都忙着接待日本客户。说实话，每次跟他们接触，都会生出很多感慨来。这种感慨，还有这个月份发生的那段曾让我们痛到现在的历史，让我感情变得复杂。
很久以前，大概是八九年前，也是七月份，而且是七月七日那天，也是接待日本客户。作为工厂品质部的头，在接待重要客户时，是不能缺席的。但那天，我在会议室里面越待，就越痛苦，最后，还是借口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，走了。
再后来，我换了公司。这家公司，做日本人的产品更多，因此，我跟日本人打交道的机会也更多了。虽然在感情上，我一直觉得别别扭扭的。但在工作的合作中，跟他们接触越多，我就越佩服他们。他们每次来，从不在中午出去吃大餐，只在会议室要个快餐就解决了。问题无论大小，不讨论个水落石出，决不罢休。他们总是问不完的“为什么？”“为什么？”……还总是拿个计算器，算啊算啊，把你提供的每个数字，算得体无完肤。又总是在白板上写啊写啊，把每个问题梳理得清清楚楚，完成日期和负责人写得明明白白……
到吃晚饭的时候了，问题还没有谈完？对不起，请继续，一直谈，谈到地天昏地暗，谈到饥肠辘辘，谈到鸡鸣狗叫。OK了？OK！好，散会。出门一看，都已经是第二天了。不是一次如此，是N年来，次次如此。
因此，每次这些小日本一走，我就一边整理资料，一边在那里感慨：再这样发展下去，咱的这些做事样样都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，如何跟这个弹丸之地的小鬼子们竞争？！
02 我对日本产品的心路历程
我早年其实是个典型的反日小愤青，对于国人提出的“抵制日货”的口号，100％支持。曾几何时，大约是八九年前，我买的第一个手机，就是国产的。原因无他，盖此手机乃中国公司产也。虽然新手机一个月便往维修店里送了三次，但我愿意，因为我是个爱国者。我坚决不买索尼的手机。
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的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，选择产品和消费品的立场，从100％支持国产，变成了更多的考虑“性价比”，至于出身何处已经不重要了。毕竟我的银子有限，实际点对生活有好处。
促使我观念如此转变的原因，还有一个，就是我所在的工厂，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公司，一直给日本、美国、法国、德国、马来西亚等国的公司供货。相对而言，日本公司最难打交道，但也最好打交道。
所谓难，是因为它要求最苛刻。跟美国人谈，你说性能没问题？OK，请提交一份报告。至于外观瑕疵，好说。但如果你跟日本人谈，你说性能没问题？对不起，我要测试。你说外观没问题？对不起，我要测试。而后，你就等，等啊等，等了两三个月，都快崩溃了，准备放弃的时候，他的报告来了，厚厚一大叠，每个问题，一张图片，一段详细描述，一个结论。90个外观瑕疵，21个合格的，69个不合格的，合格的理由是啥啥啥，不合格的理由是啥啥啥。
所谓好打交道，也正在于此。如果你有问题问，或者有分歧要谈，他永远向你敞开，不厌其烦，一次次确认，一次次讨论，直到双方都明白。如果不能接受，就反反复复跟你讲，我为什么不接受，我接受了会有什么问题，我如果漏给我的客户有什么后果，我的客户如果再漏给我的客户有什么后果。如果是中国公司，一句话噎死你：“老子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老子要啥便是啥，照着执行就是了，丫哪来这么多毛病！”
以此种态度制造出的产品，和凡事都差不多态度造出来的产品，你会选择买哪个？
03 我从日本公司学会了三方共赢
在美国鬼子整出来的那些理论横行中国之后，中国的公司多多少少知道了些控制成本、团队协作、互利共赢的概念。但说实话，那著名的ISO9000确实不错，在中国公司里一推行，都变成了空洞的理论和苍白的程序文件。
而对所谓实事求是、三方共赢的概念，我却是在跟日本鬼子的接触中，一点一滴学习到的。
几年前，我应对日本一家公司审核，有个细节让我感慨良多：其中一个工序，我没设检验员。理由是，它本身就是防呆的，没有漏不良品的机会。他们中国分公司审的时候，认为不管怎样，按照ISO9000的要求，一定要确认检查，就必须设人。到小日本审的时候，则一定要去现场看看。看完后说，OK，确实防呆，不需要多设人了。
跟日本另一家著名公司打交道的时候，学到了更多东西。比如，它的情报共通化（也就是情报共享的意思）：一接到订单，还没有向供应商下单之前，供应商就能同步看到这些信息，开始备料了。还比如，它的共同车理念：部分供应商供货很少，但要送，成本却很高，很难赢利，或者赢利很低。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，厂家把运输成本计算出来，按一定比例从价格中扣除，由他们派车，每天按固定的时间、固定的路线来拉，为厂家省人，省成本，同时，也给自己省成本。
跟后来一家日本公司打交道时，则学到了实践版的JIT（精益生产）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们正加大检验力度，在增加检验员时，他们来访厂。心里嘀咕，小鬼子们又要弄什么新花样要来折腾我们了？不成想，他们竟然是专门来培训我们的。培训完后，给每个受训人员颁了合格证，还发了授权证明和章，说：以后，你们就是我司的品质代表，所有出货，只要你们盖章，就等于是我们验货合格。收货后，我们将不再进行进料检查，也不入仓库，直接上线生产。但是，如果你们盖章的产品总不良率超过××个ppm（百万分之一）的时候，贵司就得暂停供货，进行整改，盖章的人也需要重新接受培训。
我对日本公司印象最深的，则是他们对待供应商的态度，真做到了“不抛弃，不放弃”。他们从不会轻易放弃供应商，更不会轻易更换供应商。供货过程中，良品率低，他们会派人支援，帮助工厂改善。交期有问题，也会派人，跟工厂详细探讨，一个工序一个工序计算，甚至于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测算，优化作业，提升效率。凡此种种，都贯穿一个理念：改善。改善！改善！改善！这是他们永远的口头禅。
04 爱国观念的转变
我的爱国观念彻底转变，大约在02年前后。
因为跟日本公司接触越深入，我越发现，他们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的东西。加之那段时间，我读了不少关于自由主义的文章，感触更深刻。虽然到现在，我还不大明白自由主义是个什么东东，但我的爱国观念，却因此而转变了。我不再是那个见日本人就想扁的小愤青，也不再是见日本车就想扔砖头的伪爱国青年。我不再觉得非黑即白，不再认为骂日本人就爱国，不骂日本人就不爱国。我再也不转标题是“是中国人的就转发”之类的邮件。
特别是01年底，赵薇军旗装事件爆发以后，我思考了很多，不再像以前一样，盲目在bbs上骂人。后来，我终于还是忍不住，写了一篇名为《裙子、戏子与裸照——三看赵薇军旗事件》的时事述评，第一次冷静地表达了我的看法。这篇东东，有人赞，有人辩，但更多的是辱骂。在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里，我的邮箱被各种辱骂邮件塞爆，更有甚者，还发来带病毒的邮件攻击我……使我对所谓爱国青年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
在这里，有必要重述这段故事，给大家一点简单的概念。2001年12月3日，赵薇穿一件图形类似于日本军旗的照片在《时装》杂志刊出。当天，有人率先在bbs上发难，指赵薇穿的是日本军旗，并言其为汉奸，丢中国人的脸。旋即，江苏一家媒体宣布封杀赵薇。同时，还有人合成赵薇裸照，四处散播。一时之间，各大论坛上人潮汹涌，各路人马大肆讨伐赵薇。赵薇军旗事件，瞬间被炒热。其后时间不久，也就是 12月28日，赵薇在湖南卫视演播现场被人殴打，并被泄愤者当头泼上了秽物。于是略略降温的赵薇事件，再度升温，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。
在《三看》这篇文中，我表达了这样的观点：
一，穿什么样的衣服，是个人的自由。当然，这种自由必须遵守法律的规范以及道德的底线。赵薇所穿并没有触犯法律的规定，所以并不存在法律方面的问题，她至多也就是在道德的方面受到谴责——她穿的时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。但我认为，真正该负起责任的人，应该是杂志社和设计师。
二，泼粪事件，是个懦弱男人的一次做戏，他不过是一个演技不怎样的戏子而已。让人遗憾的是，台下看戏并大声喊好的人，竟然有很多人是被奉为中国精英人物的知识分子。我引用了鲁迅的一段话：“但这普遍的做戏，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。真的做戏，是只有一时；戏子做完戏，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。杨小楼做《单刀赴会》，梅兰芳做《黛玉葬花》，只有在戏台上的时候是关云长，是林黛玉，下台就成了普通人，所以并没有大弊。倘使他们扮演一回之后，就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，以关老爷，林妹妹自命，怪声怪气，唱来唱去，那就实在只好算是发热昏了。”
三，捏造裸照，是犯法的。媒体一方面似乎在努力作公正报道状，但其实其公正并不公正。公正是冰山之一角，下面的炒作和明知是假也要发便是发酵剂。正是他们的煽风点火，才使得赵薇事件树欲静而风不止，雨未来而风满楼。
05 安静的六年
写了《三看》之后，我便渐渐淡出bbs，不再到处瞎抡砖头了。到现在，大约六年的时光了，我都不大上网，多数时候呆在工厂里，日出上班，日落吃饭，晚上加班。虽然最近写的博客多点，但论坛确乎是不大去了。
我觉得，与其在bbs上争论那些无聊的事浪费青春，还不如在工厂里做几个好产品来得实在。与其没事干到处宣扬抵制这货那货，这电影那电视，还不如向日本美国多出口几个高质量的螺丝钉，让他们造宇宙飞船的时候，都缺不了咱们！
实际上，我不仅是这样想的，也是努力这样去做的。
我做的行业，属于电子业。我做的产品，叫FPC（软性电路板），是PCB（印制电路板）中的一种。我国虽然PCB产量和产值居世界第一，但高端产品，却80%出自日本。这也是在生产制造业方面，我们跟他们的差距。
要缩小这种差距，不是仅仅喊口号就行，而要付诸行动。要付诸行动，你就得忍受工厂里的琐碎和寂寞。
在工厂越久，我越发觉，我们缺乏一种习惯，一种凡事都做好的习惯；我们缺乏一种精神，一种将凡事都做好的精神；我们更加缺乏的，是强烈的责任心。我们喜欢凡事差不多就算了，所以很多人是标准的“差不多”先生；我们崇尚中庸之道，所以凡事我们不求最好，但求不是最差就行了，有时候甚至会变得“不为最先，不耻最后”。
而要做好产品，要改变的，恰恰是这些。不管过程多简单，操作多简单，都要确保做到最好。把最简单的做好了，才有可能去做那些复杂工序和卓越的产品。而要追求做到最好，现成的、最见效的工具和方法，还就是小日本鬼子提出和总结出的那些方法，诸如QCC啦、QC七工具啦、5S啦、JIT啦（由美国人命名，却是由丰田的案例里总结出来的）等等。
06 还是不喜欢日本人
虽然在制造业方面我遇到的日本人和公司，让我觉得收获和感悟良多，但内心深处，我还是不喜欢日本人。
首先，是他们对于侵华史的篡改和歪曲。无论产品多好，不能取代道德，也不代表反思。德国可以反思，日本不能。我常常想，却总也搞不明白，为何日本人能在产品制造方面实事求是，斤斤计较，一丝不苟，却不肯这样认真检讨历史。
其次，我不喜欢日本人的伪善，他们总是表里不一。印象中，那些在工作场合彬彬有礼、谦恭有加的日本人，一出公司，就变得放浪形骸。很多时候，一提起日本人，我的第一直觉，就是电视里色迷迷拿着女人内裤的猥琐男。
第三，我不喜欢日本人的变态。近几年来，传媒愈加发达，能接触到的国外的电影碟越来越多。我看美国人的作品，觉得现在的美国，就像中国曾经的汉唐，在他们的经济、文化和日常生活里，都透着强悍、霸气与大气，以及那种因为自信乃至自负，才透出来的率性与幽默。但看日本人的作品，总觉得他们的细致和细腻在生活中其实很变态。是的，是变态。当我看到某日剧中，男主角为了追女主角，去翻垃圾，找到女主角用过的卫生巾的时候，差点没有呕出来。
第四，我不喜欢日本人的小家子气与处心积虑。尚记得，改革开放之初，中国引进外资，率先进入中国的是日本，中国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。但他们给我们的是什么呢？是二手的生产线，过时的设备。中国从一开始，就变成了日本制造业梯级转移的一块阵地。在赚到大把钱后，却又率先逃离中国大陆。而且，在日本较好的技术引入中国的过程中，他们总是给你东少一点，西少一点。例如南玻，当初引入日本造玻璃的技术的时候，日本收了钱，技术输出时，却故意漏掉最关键的一个工序，南玻去看，他们就将这道工序藏在桌子下。例如富士，当年与汕头公元进行胶卷项目的合作，公元厂以40亿元的巨资从富士引进设备，1993年前后，公元发生经营危机，连广东的副省长都出面，亲自带队去日本富士请求帮忙，但富士高层却闭门不见。
……
是的，我不喜欢日本人，一点都不。理由，还可以讲出一箩筐来。
07 我们真需要抵制日货吗？
我对日本的人和事但感受和看法都讲过了，最后讲讲我关于抵制日货的看法。
我觉得，顾客选择产品，是他的事，他用着好还是不好，花钱多还是少，自然心里有数。故意放着好的不要，非要用次的，一定不正常。而且，我觉得，拿自己的血汗钱，去买烂的产品，维持制造烂产品的企业生存，等于变相谋杀这家公司。还不如让它有危机感，积极竞争，说不定能够练好内功，从此成了武林高手呢？比如远大中央空调，比如南玻，起步的时候，日本在这个领域里都已经领先世界了，但他们的产品还是超越了日本。
而对日货，现在真需要全面抵制，都不用了吗？
我看未必。
《南方周末》上一组关于日本的专题里，有这样一组数字：“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，年平均工作时间为3500小时，只有日本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。没有日本的机床，中国的汽车产业将难以运行。”除了我们知道的汽车之外，“钢铁、纤维等日本的大宗产品隐藏在无数中国建筑之中，日本的化学制品无处不在，而日本的医疗器械则几乎是每一家中国医院的必备品。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（ODA）角度来说，一个彻底的日货抵制者甚至无法使用京九铁路、北京地铁和首都国际机场。”
井出敬二说，“任何一个牌子的手机，无论是中国的、瑞典的、美国的还是韩国的，都有日本零件。”换句话说，如果要彻底抵制日货，你就不要用手机了。
除了产品，就连很多词，都是日本的舶来品。比如“手机”，比如“历史问题”中的那个“历史”，皆来自日语。还比如，很多公司喜欢用的那句爱国语，“产业报国”，它来自日本松下电器公司。
所以，我的看法是，从感情上，无论咱们喜欢日本也好，讨厌也好，都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知道自己欠缺什么，需要加强什么，然后努力去做。我们做强我们擅长的产品，使用日本比我们强的产品，创新他们没有的产品，形成互补。也可以联合开发，发挥各自的优势。而其中，最要不得的方法，是把精力和精神浪费在喊口号上。
1983年11月胡耀邦在日本众众议院发表演讲时说过一句话，很独到：
“眼光放长，达人达观。”
（此文是在线完成，早上完成一半，晚上完成一半。小媳妇看后，嫌太罗嗦，亲自操刀，从6000字中干掉300字，并更改错别字若干，理通病句若干。在此对谢小媳妇表示感谢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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